藝術的社會實踐──一些美國的案例 (page 4)

▍社會實踐在藝術機構中的發酵

　最近被任命為紐約文化局長的湯姆．芬柯波（Tom Finkelpearl），未來將會掌管1億5600萬美元的政府文化預算，他過去長時間在美術機構擔任決策者的角色，1982年從紐約前衛的PS1空間開始，後來2002年轉任皇后區美術館（Queens Museum）執行總監至今，寫過《我們做了什麼：藝術與社會合作的對談》（What We Made: Conversations on Art and Social Cooperation）。紐約皇后區，匯集了世界上最多元、最多不同種族背景的居民，芬柯波十二年前上任皇后區美術館時，就雇用了多年來負責皇后區政治宣傳的奈拉．凱西朵羅莎里歐（Naila Caicedo-Rosario）擔任社區規劃師，陸續規畫許多不同於傳統美術館會做的活動，例如對應日漸嚴重的糖尿病議題，美術館印製七千份如何料理健康餐飲的食譜書，免費給當地居民索取。

　皇后區美術館補助了許多以社會實踐為主軸的機構，以及具行動主義者色彩的藝術家，像「創意時代」（Creative Time）機構、塔尼婭．布魯古拉（Tania Bruguera）的〈國際移民運動〉。塔尼婭．布魯古拉在2010年執行的〈國際移民運動〉至今仍然在皇后區進行著，提供移民者一個固定的聚會、討論、參與活動的地點。去年秋天，「創意時代」（Creative Time）在布魯克林美術館安排了蘇珊．雷西（Suzanne Lacy）的〈在門與街之間〉計畫，藝術家動員了四百位參與者，圍上黃色絲巾，到街上與路人對話，探討性別、種族與階級的議題，獲得廣大迴響。